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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改革开放,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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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3 16:2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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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改革开放,势必行!


  2018-10-21 22:35
第二次改革开放,势在必行!
錢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共生之灯,我们的慧命,就是呼唤大家相互点燃,共襄生长,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获得成本最低,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生活!


存在了36年的深圳特区管理线撤销,标志着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需要一个思想市场(科斯),思想市场要从开放每个中国国民心智开始,从对内有序开放思想市场开始。


——陽 子



公平与效率的G点

首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92%美国人评选的理想分布》。这个视频的调查方式与调查指标所呈现诸多结果,非常有趣。


是的,以往至今的历史,财富总是流入那些极为不公平交易的那方,然后历史用惨痛的教训修正这一不公。


但是,往者不可忆,来者犹可追。财富的这种流向,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起点和终端上,有没有制度性纠偏机制和补救措施,如入口前端,有没有机会公平、创新保护的法律契约环境?出口后端,有没有健全的公益慈善、税务(如遗产税、资源占有税)调节机制,使帕累托改进、二次分配和“间道共生”成为可能。


所谓“极为不公平交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三大不对称呈现出社会固化机制。所以,克服“极为不公平交易”,打破“三大不对称”的方式方法,就是让资源、信息、权责以物质或精神形态开放起来且流动起来。


所以,我对于皮凯蒂和马克思创作的新老《资本论》,以及左派右派人士关注的类似《92%美国人评选的理想分布》、《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调查报告,只说三句话:


第一,财富及其作为媒介的货币资本,只要在以物质或精神形态不断流动变现,本质上就是社会财富,记在 谁名下(产权)不是问题;


第二,财富分配的“二八定律”,甚至“马太效应”,只是一种财富生成的心理杠杆,它为不同起点社会成员认知和追求财富(生产-交换-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创新动力,也无毛病;


第三,问题在于,社会成员追求财富和创造财富的机会,在思想意识和国家制度环境上,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二次分配”的现实条件,乃至“间道共生”“普惠共生”的思行可能?


纵观今日简史,产权不是问题,共生权才是问题的根本!


这是有关“公平与效率”的讨论G点。也是公元前8世纪东方伟大思想家伯阳父发现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的真谛!


第二次改革开放


在中国民企纷纷离场、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之际,为了在思想观念上平衡社会利益,刘鹤副总理以接受媒体访谈的方式,强调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之“公与非公”两个毫不动摇。我相信,这对纾缓当前紧张情势,树立市场信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生活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中国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并不具有正式文件的效力,且总会“有人欢喜,有人愁”,甚至或明或暗的抵制,所以,很容易是一阵风过也,又回到造成并已经形成紧张情势的意识形态习惯做法中去。


诚然,如最高人民法院发表《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法》(〔2018〕1号)这个文件,与刘鹤访谈是一种配套--目的是为“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落实得好,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不小进步!


可是,在中国大陆,文件法律还不等于确立利益关系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应制度建设本身。事实上,中国的各种各样不同规格大同小异的文件、口号、好的修辞,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多得叫人除非腾挪钻空子,几乎无所适从,正可谓:


文件复文件,文件何其多,吏治待文件,作为成蹉跎;口号复口号,口号何其多,理政待口号,创新成蹉跎;修辞复修辞,修辞何其多,官民待修辞,普惠成蹉跎。


在今日中国,只要“公与非公经济”(很容易让人想到“农与非农户口”)、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商品、需求与供给)、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姓社与姓资)、精英主义与草根主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选择的意识形态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就永远停留在策略层面转圈圈,甚至陷入“思想-利益-制度”恶性循环。


马克思在19世纪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而安·兰德在20世纪发现:“财富是人类思想力的结晶”。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也看到:“利益只是固化了的思想观念”。


刘鹤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无论是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都只是一种貌似“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固化了的思想意识。所以,很难不会遭受已经形成既有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他们会近乎本能地习惯性地,举起既有意识形态旗帜,以确保中央政策能够继续偏向为其利益服务!


这样,刘鹤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便政治正确,也很难在中国(权力、财富、知识)社会精英中形成共识,更遑论在社会草根(民粹)与精英(官粹)间形成共识!


因此,中国大陆要“实现从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转变,还必须从思想观念上突破既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提出一个“明确国家的方向感”命题(2016),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显然,孙立平已经注意到,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应当转换:晚清至今,特别是近70年来一直延续的“中国向何处去?”,亦即苦难辉煌、辉煌苦难的择路问题,应当转换转到“中国何以处世?”,亦即公平正义、正义公平的找魂问题上来。公平正义,是任何国家社会保持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一致性的永恒理念,也是检验、整治、修复国家社会机体是否出现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两张皮”病变的准则(錢宏《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巧的是,香港大学教授刘宁荣刚刚《在港大开学典礼的致辞》中,也讲到三个关键词:“自我凝视;另类思维;逆境突破”。他找到“困局”作主题致辞后,很客观也很委婉地讲到“从历史中找寻困局成因”,他巧妙地讲到“困局背后的认知偏差成因”,以无可辩驳的句式劝喻国人:必须融入现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去,才可望对其于后来者不公平的规则做一点小改动,而这“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全球都认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将这个现存的体系变得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最后讲到“突破困局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凝视自我,克服和告别自卑而自信爆棚的状态,但也绝对不能自闭和自畏,更不能自慰。第二个是另类思维。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走出困局,必须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打破惯性思维,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另类方案。第三个是逆境突破。越在逆境当中,越可能有新的突破,让大家看到制度建设的前景。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给贤能之士带来安全感,确保中国可以有长久的竞争力。“自我凝视强调重新审视自己,另类思维有助走出旧有模式,逆境突破在于加强内在定力。”


在我看来,无论是孙立平的“超越性理念”,刘宁荣的“自我凝视、另类思维、逆境突破”三个关键词,都无异于指出中国要打破“利益固化的思想观念”,亟需展开:第二次改革開放。


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重點,是经济上继续对外开放,政治上更多地是对內开放!根据“政治是重大利益的权威分配”(俞可平)的定义,要突破维护既有利益格局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所谓“第二次改革开放”,就是确立全生態“思想价值论”,营造中国思想市场(科斯)的改革,是指政治上面向人民、国民、公民社会的思想开放!


这也是我2014年举办第三届全国共生论坛(嘉义)后,再访遵义时提出新三大法宝的意思。


第一大法宝(方向感):依靠人民,重建社會,解决方向感;第二大法宝(安全感):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第三大法宝(幸福感):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





克服单纯经济学思维

第二次改革开放,首先要突破单纯经济学思维。2008年当我与朋友讨论把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时,就是从克服单纯经济学思维开始的。这个想法,是从毛泽东克服“单纯军事观点”(1929)而来的。


经济学思维,叫“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任何东西都是有成本的,而成本的背后讲的是一个资源稀缺的问题,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你怎么去配置资源更经济,也就是进行怎么样的选择。所以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选择或者叫取舍的科学。而且,经济学家和政客们经常围绕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更正确”争论不休。为了避免“布利丹驴选择”陷阱,经济学家们发展了各种各样数学模型和逻辑工具。过去一个多世纪,经济学只是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两大经济形態消长的格局,思考如何用“投资、内需、进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结果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中国还附着了一个“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意识形態困局。上世纪90年代,我们吸纳了自由资本主义元素,但仍然坚持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权控市场经济”,迫使我们选择了产权,而淡化了制度(“不争论”),选择了效率,淡化了公平。把这个中国模式放在国际背景下,我们选择了外需,并加入了WTO。所有这些选择,都是在“三个有利于”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些选择,一方面让我们在数量上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质量上,我们实际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些而且中国模式还远没有被世界接受。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困局。所以,我们要突破这样的一种选择困境,在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者叫在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要找到他的间性,在官粹(精英)主义和民粹(草根)主义之间也要找到他的间性,在政府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要找到他们之间的间性,要找到第三维,我们从共生的角度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讲的间道共生,间道智慧。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超限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超系统改变何以可能?
现行经济学——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还是新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有所助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我们这代人,注定要自创范式,而非继续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西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论的经济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共生经济学要求以“共生权”为法权基础,以“全生態(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自然人文冲突、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鉴于我们每个人、家庭、共同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区(群)之中,共生经济学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理论之“全生态(区块)链社区服务体系”,以小见大,改变现行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与生活管理模式,既缓解了“基本矛盾”,抓住“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也使社区成员获得创新的内驱力与外平衡力。从而有了让每个城乡社区都成为“桃花源+瑞士”式生产-交换-生活的独立共生体(简称城乡共生体)的动能(参看《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兼评刘鹤等著<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2016)。








只要改变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道德观念上的底线沦丧,当今人类已经有了充分的技术手段来既简易,又细致地加以解决,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心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何况各国各区域还有足够多的成功经验范例可供或效法笃行,或整合创新!

总之,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形態,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因此,社区经济必是每个确立“社会优先”的国家,都需要拥有的托底性经济形態。


陽子2018年10月20日于遼東湾童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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