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明朝的四大“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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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史：明朝的四大“一线城市”

                                                                                                  

本文选自公众号“黄大拿明史拍案”

最近一份“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引发了热议，“新一线城市”成为一个热门词汇。

我是研究明史的，这篇文章就来谈谈明朝的一线城市榜单。

1

“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

以世俗流传的“点秋香”故事而著名的明代大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名为《阊门即事》。诗云：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诗中所说的阊门乃苏州古城之西门，代指苏州。唐伯虎笔下的苏州是个什么样子？

概而言之，“黄金百万”喻钱多，“四远方言”指苏州不但人多，而且吸纳了各方人士，“翠袖三千”喻美女如云，“五更市卖”一句指各种生意应有尽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式需求。

仇英《明·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博物院藏本

这样一个苏州，其百业兴旺繁花似锦即使请画师来描摹，恐怕也很难画好吧。唐伯虎给苏州点赞了。

“白发三千丈”，夸饰是诗人之天性。但唐伯虎这里一点儿都没有夸张。

苏州也算是一座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建都于此，所以又称“吴”。隋朝开始命名为苏州。

尽管历史悠久，但放到全国范围内，苏州一直只能说是一个区域性城市。

到了明朝中叶，苏州发生了巨变，俨然已是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是上海未开埠前南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

关于苏州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人颇多记载。

据《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征数为2746990石，超过了全国实征数的11%，比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还多，而到了明朝中叶，苏州一府每年应缴纳正额税粮为2770000石。

明人感叹，“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苏州身受明王朝剥削的确够重，但换一个角度，这也正是苏州经济实力雄厚的证明。

在全国城市群中，苏州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明代嘉靖时期的江苏昆山学者郑若曾说过，“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晚明流行两个新词，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别的新鲜事件，则称为“苏意”。

唐寅 新娘的嫁衣（意）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

潮不潮，学苏州。全国的俊男靓女都盯着苏州，否则就会在时尚圈中落伍。

苏州的繁华甚至惊动了外国人。

于晚明时期到过苏州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所著《中国札记》中说：“许多来自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经由澳门运到这个口埠。一年到头，苏州的商人同来自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的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苏州的繁盛可谓历历如见。但是如果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苏州其实违背了常理。

明朝的行政区划是省府县三级，就地位而言，苏州只是一个府而已，并不是省级城市。

仇英《明·清明上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

连省级城市都不是，在全国城市群中居然呈一枝独秀之势。苏州的逆袭，可谓中国城市史上的奇迹。

2

南京：从一线跌落又进入一线

在明朝的历史上，南京是一个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城市。

1368年，朱元璋定鼎南京称帝，历时50余年，这一时段是南京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也是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顶峰。

但是，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南京很快就滑落了。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迁都之后，南京城内“户口减半”。

除了人口的锐减，向来以官营工业作为支撑的南京经济也遭遇了雪崩。

位于南京的龙江船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厂之一，在这里打造过郑和下西洋的专用宝船，兴盛程度可以想见。但到了嘉靖年间，生产宝船的厂库早已“鞠为茂草”，以致只需拔人看守即可。

毫无疑问，在迁都之初，南京已经从一线城市榜单中跌落了。

然而，跌落得快，恢复得也快。南京不久又进入了一线或准一线。

还是利玛窦，明朝中叶到过南京，他在《中国札记》中对南京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首先，利玛窦对南京城的秀丽和雄伟给予了赞赏。他认为，“在这方面，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

扬子江的秀美及其商业价值更给利玛窦留下了很深印象，他惊叹河道里“怎么有那么多的船只”？

南京工商业的发达也引起了利玛窦的高度关注。

在目睹了盛大的灯节烟火表演和灯笼演出之后，利玛窦评价道：“在烟火制造技术的表演这一科学方面，南京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或者也超过全世界的其他地区”，“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大家购买惹自己喜欢的样式。

从一线跌落又进入一线，南京的沉浮史透露了什么样的秘密？

南京在明初成为明朝第一城市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掌控这种变化的是行政之手，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已经存在隐忧。

依靠行政力量，明初南京集中了大量能工巧匠。据《明会典》，洪武年间全国轮班工匠23万余人，来南京服役的就近13万人，官营手工业机构庞大门类齐全，产量可观，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即使是在商业领域，南京国有化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官办酒楼、旅店，甚至官方还营造居民住宅，然后向居民征税。

随着永乐的迁都，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来自政治行政的需求锐减，反映到经济上，南京的种种不适应不言而喻。

仇英 《南都繁会图》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迷茫，南京重新又进入了一线，为什么？

首先，南京具备成为一线城市的资质。

作为前首都，正如利玛窦看到的，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不错，南京水陆交通也十分便利。另外，南京居于江南经济带，这可是当时最具活力的经济区。

其次，明王朝迁都北京，对南京来说当然是一个打击，但也是一个重大机遇。

以前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处处着眼于官方的需求，现在则要服务于民间消费与娱乐。后者对经济的推动并不在前者之下。

官营工商业衰落了，直接面向民间的工商业渐渐活跃起来，南京随之兴起的织造、制扇、造酒、印书等行业在全国城市群中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经济规律也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一个南京重新跃入一线又有什么奇怪？

3

晚明商人心中的“天下四聚”

当代城市排行榜几乎都是几个研究机构、一群秀才们闭门造车的产物。

与之相反，明朝的城市排行榜则在商人们的口碑里。商人走南闯北，他们对一个城市的认知显然更为深切。

仇英 《南都繁会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商业的繁兴，“商书”成为社会的流行读物。所谓商书，就是指导商人做生意的指南。

一本商书《商贾便览》列出了全国四大城市：北京，苏州，汉口，佛山。显然，这就是晚明商人心中的四大一线城市，是生意人必须重点关注的地方。而南京则不过是准一线城市。

在四强里，北京位居榜首在意料之中。作为一国首都，其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摆在那里。

但如果拿我们文章开头所举的一线城市的硬指标来论，北京夺冠或许多少有些勉强。

以人口来说，根据梁方仲等学者的统计，万历年间苏州府人口为2011985，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293.73。按照明朝行政区划，直隶于京师的地区叫做北直隶，约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大部，北直隶的人口密度是多少？不到32人。即使除去天津和河北大部，单统计京城，北京的人口密度也比不上苏州。

以经济来论，北京更多属于一种消费型经济，毕竟皇城达官贵人的消费水平不会低。而在此之外，北京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产业。

看来，北京是一线城市，当然没错。但晚明商人之所以把北京列为一线城市榜首更多是一种习惯，也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仇英《江汉揽胜图》 武汉博物馆馆藏

汉口和佛山进入一线城市四强无疑会让当代人大跌眼镜。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不过是无人居住的芦苇滩，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漕粮交兑、淮盐转运，汉口迅速成为商船四集的繁华之地。

佛山入榜，则依赖于其雄厚的冶铁业。至明代中期，“佛山之冶遍天下”已成为定评。

汉口和佛山进入晚明一线城市四强，不仅仰仗着商人的口碑，更是社会的共识。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就说过，“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这份晚明城市排行榜说明了什么？

  仇英《明·清明上河图》局部  辽宁博物院藏本

透露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到了明代的中晚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开始走上经济支配经济驱动的道路。

从先秦开始，中国城市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以政治功能为主导。看一个城市是否重要，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行政和军事价值到底有多大。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往往是一种附庸。在这种格局之中，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行政之手。

假若城市的经济功能始终只是一种附庸，那么苏州、汉口、佛山绝对无法进入一线城市。因为这三个地方既非军事重镇，也不是行政的中心。

正因为经济功能凸显，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苏州、汉口、佛山的活力才可能得到完全的绽放，也才有机会进入一线城市的四强榜单。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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