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交往有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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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交往有哪些特征？

                                                                                                   

作者：陈明富，南京大学哲学系；郑汕，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教授

摘自：《社科纵横》2014年第7期，原题为“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国家交往关系特征考释”

“止戈为武”的和平特征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夫文，止戈为武”，大意是说中国的汉字“武”，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由此解译“武”的真正价值。早在春秋战国时，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在政治上讲大义的同时，但并不反对正义的战争。崇文尚武和“止戈为武”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古人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以及“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史书·淮阴侯列传》）等，就是讲“止戈为武”的原则。为了天下和平，要讲仁义道德和礼乐制度；为了打败敌人，要讲诡诈用兵、“权谋”制胜。西汉末年，经过大规模搜集整理天下所有的兵书，都强调“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艺文篇》）这个结论中的“以正守国”，指的是要用正道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要用进步的政治、开明的政治、仁义的政治、受人民群众欢迎拥护的政治治国和兼爱周边国家人民。

边疆是与周边国家发生联系最多的地方，难免不因领土、边界、边事、民族、宗教等因素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中国古代历来主张“先礼后兵”，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同时，也决不放弃武力“守边”。“止戈为武”的原则强调“以内安边”、“以外定边”、“刚柔并济”、“文武结合”，历史上中国和朝鲜、越南、俄罗斯、印度都曾发生过边境战争，但都不是中国有意挑起的，而是在“德化”与“怀柔”失效的情况下，维护天朝的必要举措。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都把“道”放在首位，要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这就是把进步而开明的政治作为进行战争的基础。古代中国对周边进行的战争实践都表明，“不得已而战”，是中华民族“止戈为武”的和平观的最终选择和关键选择。只有遵循这样的选择，才能把战争引入和平、进步和正义之途，从而造福于周边各国民众。一旦离开这样的选择，就会把战争引入侵略掠夺、弱肉强食的邪恶之路，给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同时，化解危机，应对危机，也是为了安定边疆，维护领土完整。因此，“止戈为武”并非弃武、不武，而是提倡“崇文尚武”、“以武慑战”的慎战精神，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大而不霸”的文明特征

从边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边衅和边患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这种骚扰并非是外患，而是中国内部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冲突，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撞，北方匈奴、突厥、契丹、瓦剌等民族对中原地区汉族政权的冲突，都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无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但与周边国家的战争则不同，除道义性质外，还存在着战争性质的差别。侵略和反侵略是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主要鉴别尺度。国内民族战争则只能以其正义性作为鉴别尺度，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击，即使有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出于掠夺的目的。中国古代对周边藩属国也发生过惩罚性战争，但从来没有把周边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从中国古代的战争实践上看，中国人民对待边患和边衅的态度，体现了“大而不霸”的文明特征。

尽管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对疆域以外的民族和政权，不以征服和掠夺为荣耀，而是以“四夷宾服”、“协和万邦”为己任。中国总是以“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即使被人们普遍称为“暴秦”的赢政也不例外。如秦修长城工程浩大，但其作用完全是防御性的，它的目的就是将常袭扰边地的匈奴挡在长城之外。还应指出的是，长城不是依疆界而建，而是建在秦疆域之内。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次来华时，惊异地发现：中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与西方已经开始的海盗式的对外掠夺截然不同。

中国这种不称霸政策，源于中国文化和社会哲学基础中以“和”为主导的社会发展主线的延续性、稳定性。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仁和”是其整个体系建立的出发点，强调的就是社会系统的稳定，这种稳定需要礼、义、仁、智、信的支撑，衍生出“和为致中”的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中国实行扩张政策，那么中国周边的大量小国不可能一直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到今天。也就是说，“仁和”、“贵和”、“和为致中”是“大而不霸”的思想基础。

然而，中国人爱好和平，讲求礼让，主张“与邻为善”，而毫无称霸之欲，这并不意味中国人的软弱、无能；也不是中国人性格上的卑贱和低下。正如孔子的“慎战”但并不是不战，中国人所讲究的是“先礼后兵”，表明了“自古知兵非好战”的精神，体现了追求和平，但又不放弃武力，认为止戈于武，不战而胜，才是最好的国策。要知道，中国从远古便善战。西汉初年便与匈奴等内夷作战，有几千年的抵抗外敌入侵的反战经验。中华民族从来不屈服于外敌，谁也不能征服这个勇敢、睿智的伟大民族！中国不称霸，但谁也不能称霸于中国。

“和而不同”的体制特征

“和而不同”，是一个多样性和共存性并重的概念。坚持“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的原则，是中国古代能实现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的体制特征。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体制不同，经济结构各异，文化上存在多样性，意识形态上也具有差异性。“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君子要善于调和各种矛盾，跟别人和谐相处，做到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古代中国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就是在承认彼此的差异中寻求共识。而通过丰富多彩、更加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发扬和而不同的精神。

“和而不同”的体制特征要求边疆与中心区域、边疆与周边国家不以体制上的差异而产生矛盾，强调尊重差异与和谐共处。管子说过：“五音不同声而能调，五味不同物而能和”《管子·物是篇》。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对差别的研究，并认为“不同”、“差异”、“多样”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点；同时又把“和”的追求看作是事物发展的理想和目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和谐”，就是多种因素的融合统一。其基本主张就是“和而不同”，求同需要存异，和谐才能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主要指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是“和”的先决条件，多种事物和谐相处、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边疆是国家中心区域与周边国家的过渡地带，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不同的体制。“和而不同”的体制特征既强调了边疆的防卫功能，也强调了边疆与中心区域、边疆与周边国家的依存功能。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相处的准则。古代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能够正视这些国家差异性或多样性，尊重别国所选择的制度，奉行并坚持“和而不同”理念来处理好周边关系，始终把“求同存异”作为基本原则遵循，把“睦邻友好”作为尺度，做到“和而不同”。中国边疆包括海疆在内，有不同的战略方向。东部海疆、东北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居住的民族和社会体制结构均有差别，接壤和毗邻的国家也不相同，“和而不同”的特征在边政、边防、边务等都各有体现。因而，历朝历代都采取分类指导的边疆体制。

“和而不同”是古代中国筹边观念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在体制上反映出来，就是重视周边藩属国的“唇齿相依”关系。正是由于秉承和弘扬了这种哲理和文化，中国与周边国家才得以彼此共存，相互包容，才能坚持相互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兼和互谅，化解各种危机，实现周边关系“兼容共生”。中国古代的和平拓边就是在“和而不同”的环境中实现的，“和谐”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在于“同”，而在于“和”，和谐的本质是“和而不同”。中国善于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善于调和矛盾冲突，因而，才成为亚洲的大国，才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尊敬，并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在亚洲形成了中华文明圈。

“居中驭外”的策略特征

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基本策略是“居中驭外”强调“四夷归化”，“万方来朝”。“居中”是中国边疆观念的前提条件，中国历代王朝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通过置重兵于京师地区，始终保持着中央对地方居中驭外控制能力；始终保持天朝“抚有四夷”的局面。天子对列国的控制，并不是世界主义思想，而是对内强调统一，天子只能“居中”，居中才能驭外。无论是“天下观”、“夷夏观”还是“王道观”，都特别强调，中原作为天下的中心，是必须首先理会的所在，所以“居中驭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天子的“居中”地位。

“驭外”是中国治边的重要策略，强调的是要“王化四夷”。“四夷”既包括了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了周边的藩属国。汉代政治家贾谊认为，治理好中心区域是本，驾驭周边是末，中心区域与边疆的关系是“首”和“足”的关系，“居中驭外”就是重“首”轻“足”，先“首”后“足”，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新书·匈奴》）。唐太宗治理边疆的理念，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九州殷富，四夷自服”（《贞观政要·安边》卷九）。因此，在周边关系上，首先要区分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主次层次，确保中央的权威和以中原为主体的核心地区的稳定和强盛。按“先中心，后边缘”的理念，对中原与“四夷”的轻重次序加以认识。在汉、唐、宋、明、清那些有作为的统治者看来，周边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内政建设与对外关系相结合的问题，惟有国内政治清明，君臣和辑，民众归心，经济发展，制度健全，国防强大，才能处理好周边关系，无论是战是和，是攻是守，均可以应付裕如，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明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均处于优势地位的泱泱中央政权，对周边各民族必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对周边国家的主动内附，加快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实现“以夏变夷”、“服远徕众”、共臻文明、共同繁荣是最有利的保证。

“居中驭外”周边关系体现了古代中国边疆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在“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权把“家、国、天下”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偏重于靠近京畿的中心区域，使中心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比较优越的发展；而对边疆地区则疏于治理，边疆的发展受到较大的侵蚀和限制。“重华夏而轻夷狄”、“重中原而轻边疆”就成为“居中驭外”的边疆体制和治边观念的保守性。“居中”强调“尊王”，“驭外”强调“攘夷”，无论是对边疆少数民族，还是对周边邻国，都被放在一种被驾驭的层次等级上，居高临下地予以“怀柔”、“羁縻”、“驾驭”、“剿抚”或“拒让”，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放在平等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上，而是以对皇权的忠诚度来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居中驭外”的周边策略，是一种以皇权为重心的“尊王攘夷”的封建专制主义边疆体制和治边观念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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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社科智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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