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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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

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出于应急，却被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一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宁在回答历史学家尼古拉·罗日科夫的信中称：“……不应当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此后列宁强化了这一思想。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了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本次大饥荒的起止时间目前尚存争议。И.В.科切特科夫等俄罗斯学者认为“绝对饥饿”持续到1925年。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奥尔洛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则得出结论说，一些地区饥荒持续了苏联政权的整个头10年。

                毒气弹镇压农民暴动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

               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反击了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

               苏俄政府还将肃反小分队及红军部队开到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暴动却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当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苏联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30多个团。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对坦波夫省的暴动农民武装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却未获成功。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1921年5月19日苏俄政府镇压农民暴动部队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要极其谨慎，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可以使用”。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农民暴动期间，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2.6万名暴动水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曾经在十月革命期间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权和“余粮征集制”再度起义。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新经济政策形成对农民暴动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

               死亡与国际救援

               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自己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会议休息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人吃尸体？！”列宁惊诧地发问道，又立刻愤怒地指出：“武装干涉者要为此受到惩处！”自然，他没有提到武装粮食征集队。

              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В.П.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1920年代的苏联未完全对外部世界封闭，这次大饥荒处于国际视野之中。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苏联政府借由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是最早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1921年7月26日，时任美国救济署署长的胡佛给高尔基回复了一份电报，声称美国救济署可以向苏俄饥民提供必要的援助，条件是苏联政府必须释放被关押在苏俄监狱中的美国人。同一天，美国方面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世界播发了胡佛给高尔基的这封电报的内容。

             1921年8月两国达成协议，美国救济署派员到苏俄境内实施援助，苏联方面保证这些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和豁免权，苏联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参与救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不得在苏联境内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

             美国救济署在苏俄境内的16个区开展救济，从美国购买粮食运抵苏俄境内，截至1922年7月共计运抵苏联72万吨粮食等食品。美国救济署还向饥民提供医疗帮助，并为苏俄政府在国际市场代购粮食。

              美国救济署还发动国际援助机构向苏俄居民直接邮寄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此外还在苏俄境内开设食堂和物资发放站。1922年7月胡佛给美国总统哈定的报告中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共计开设了15700个食堂和物资发放站，向大约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提供了食物。

               高尔基在一封给美国救济署署长胡佛的信中感激地指出：“……你们从死神那里夺回了350万名儿童和550万名成年人……在我所了解的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与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1922年秋天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至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及其在苏俄境内招募的苏俄方面工作人员的总数从1.6万名减少到2000名。当年6月14日，经双方签订协议，美国救济署结束了历时将近两年的对苏俄饥民的赈济活动。

               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各级政权中仍旧存在。此后苏联全国纷纷仿效，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与“余粮征集制”相比，仅是强迫的手段由武力转为刑罚而已。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1928年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基谢廖夫的报告称：“由于拿走了农民的粮食，最近农村中的反苏维埃情绪进一步激化。”“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组以加强粮食收购……由于三人小组有逮捕权，所以它们就逮捕了没有完成指令任务的农民……”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刊登的材料充分地揭示了当时农民们的反抗情绪，甚至一位贫农出身的村苏维埃主席也反映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共产党人发疯了或者正在发疯。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这些农民暴动事件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与之下被镇压的。

               联共（布）中央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1928年春天分歧越来越严重，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粮食收购危机还为斯大林提供了政策论据。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表明用市场方法从富农那里获取粮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个体小农经济之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定得太低，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4月，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受到批判，布哈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斯大林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其农业集体化了。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确定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消灭小农经济。苏联全国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盘集体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地方干部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置，而不愿意立刻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斥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并没收土地。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丄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因为在集体化运动的过程中农民在突然之间交出自己的农具和牲畜以及原先分配给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民了。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类似中国的“统购统销”，尤其严厉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高得惊人。

                 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量区出现了“罢种罢售”。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等饥荒最严重。

               1964年5月26日《真理报》刊登的材料显示，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捷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农村因粮食歉收而出现严重饥荒的时候，斯大林的回答轻描淡写又含有威胁：“有人告诉我们说，捷列霍夫同志，您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原来您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编出这样一个关于大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您办不到！倘若让您去作家协会写写故事让一帮傻瓜去读，而不再担任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岂不是更好？”

                一直到1956年苏共20大之前，苏联的报刊都严禁谈论1932—1933年大饥荒的，提及灾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动”而获罪入狱。

                严惩与死亡

                前苏联《星》杂志1964年第1期载文详细地描述了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的情景：“人们一家一家地饿死，房屋纷纷倒塌，越来越多的窗户不再透出亮光——它们被木板钉死了，人都进城去了”。

                城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十月》杂志俄文版1989年第6期刊登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一篇文章《一切都在流动》回答说：“国家拿不出一粒粮食给饥民……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关卡，有军队、警察、内务部工作人员，不准饥民出村，哪怕是一些非常小的车站也都有警卫队……”城里买粮食则必须出示粮卡。

                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年苏联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必须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较轻者，判处10年以上监禁并且没收全部财产，结果，大批妇女、儿童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偷偷剪了点麦穗充饥就受到了严惩，在从该决议出台至1933年1月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共计判处了54645人。一种资料显示，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食用掩藏的霉变的谷物引发了大面积疫病。但更严重的是重演的人吃人悲剧，引发了如何惩处的法律问题。1933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下发了一封秘密信件，信件强调了将食人视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件：“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措施，所以一切食人案件都必须立即交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地方机构去处置……”

                 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

                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消息报》副总编辑的列昂尼德·姆列钦在专著《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称：“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夺走了400万至500万条人命。”麦德维杰夫则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提出了“800万”的数字，认为“这个数字也许更接近实际情况”。学界的一致意见是，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于1921年的大饥荒。

                 1946：人民死于胜利之后

              苏联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1946—1947年。二战之中，这场大饥荒在敌占区乌克兰已经开始，却并未随着卫国战争胜利而结束。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带来的上千万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战后重建期表现得更明显，而大批复员军人没有兴趣重新当农民。1946年乌克兰等地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引发了农业歉收，而当局的粮食征购政策却没有从战前时期转变。

              当时主政乌克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二战结束之后乌克兰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尽管他一再向斯大林汇报相关情况，“但是，这只能火上浇油。我们从中央什么也不曾得到，饥荒蔓延开来，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开始人吃人。情形愈演愈烈。”俄罗斯学者季马·费奥多罗维奇文章中指出“一些因为饥饿而失去理智的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年幼的孩子，然后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儿童和少年失踪事件频频发生。”这些食人事丄件仍然由国家安全部门惩处。

                饥荒为什么在胜利后变得更严重，是什么使回到家园或复员的人们失去了生产粮食的动力呢？

                实际上，卫国战争曾使得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得到了舒缓，人们期待着国家的政策有所松动。然而一度广泛流传的农民私有财产在战后得以恢复的传闻却并没有变成现实。原因在于，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得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丄府对战前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深信不疑。

               紧随着战争胜利到来的饥荒，带来了更大的幻灭，人们对于苏维埃政权和制度的怀疑深化了。别里齐县老波特拉日村女村民维尔博娃·玛丽娅则在村子里抱怨说：“……苏维埃拿走了所有的粮食，但是这儿不久将不会再有苏维埃了。”斯库良区拉斯波涅娜村村民布拉什万鲁对村民们说：“比萨拉比亚应划归美国所有。苏维埃政权长不了。”这样的抱怨言辞都为安全部门掌控。

              反苏情绪再一次催生了暴·力对抗。1946年10月12日，车里雅宾斯克第三技工学校的师生根据地方当局的安排前往“前进”集体农庄收割并征购粮食，可是“前进”集体农庄的农民们对于这些人的到来极其反感，用铁锹、尖木棍和刀子做武器对师生进行了暴力袭击，结果两人被打死，两人重伤。国家安全机关对这一恶性事件进行了侦查，将其定性为“一起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行动”。参与袭击的农民受到了严惩。

              与二战之后苏联的类似，战后的德国也出现了饥荒，不过死亡者和饥荒时段远远少于苏联，原因之一是德国人自身的努力，此外美国和英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援助。而苏联不仅未曾寻求国际援助，还坚持从国内运输大批的粮食支持在战后新盟友东欧国家，比如1947年苏联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由原先协议规定的40万吨增加到60万吨。

             与前两次大饥荒相比，战后1946—1947年大饥荒中苏联死亡的人数有所下降。原因之一是苏联民众已在一次次的灾荒中学会了自救，包括大面积的盗窃。这种行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1946年秋天就有53000人因为偷盗粮食而受到惩处，其中36000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次，和中国三年饥荒时期后一样，此时的集体农庄农民已经可以拥有一块不大的住宅旁自留地。这往往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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