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前后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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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前后的刘少奇

           “大跃进”运动初期，刘少奇的热情也很高


           “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这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使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正如他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说的：1958年上半年的形势，使我们“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样的心态下，刘少奇对“大跃进”初期的发展趋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信心。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在谈话中，他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户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并说：“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户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户主义。”’

            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对山东进行了视察。在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时，刘少奇非常关心共户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在参观了寿张县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9月19日至28日，刘少奇又视察了江苏城乡。他连续行程数千里，还同社员一起参加深翻地的劳动。刘少奇在听到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试验田可亩产稻谷l万斤后说：“l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的视察，激发了劳动群众的干劲和热情。山东一家面粉厂职工写信给刘少奇，保证在生产面粉的同时，年底炼铁2500吨，钢胚9500吨。宏伟社决定将原计划亩产籽棉1．5万斤提高到2万斤。这就像玩戏法一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跃进”运动中，刘少奇对浮夸风、放“卫星”的不安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刘少奇开始反思这场运动，并提出了纠正的措施。

             1958年2月到11月，刘少奇多次外出视察，累计长达120多天。在视察中，他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作假、浮夸风感到不安。

             1958年9月，刘少奇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徐水县是“大跃进”的“明星县”。当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七百到一千斤时，刘少奇对张国忠说：“一千斤种子就是一千五百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

              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视察。随着调查的深入，看到全国各地虚报产量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报纸宣传也不加核实地加以报道，他更加忧虑了。

              从1958年开始，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我国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供应量减少，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

             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刘少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问题。刘少奇在参与领导纠正错误工作的同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答案。

              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7月23日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会议气氛骤变，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会议没有按照预定的方针进行下去，这一纠正错误的积极尝试也被迫中断。刘少奇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曾不止一次地说：庐山会议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如果那时继续反“左”就好了。

             让刘少奇感受深刻的湖南调查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再一次陷入了一味强调“大干快上”的误区。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蔓延，给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工业发展呈现全面下滑的势头，农村形势更加严重。由于1959年虚报粮食产量和高征购的结果，许多地方把农民应该留的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走了，各地粮食供应普遍紧张，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日益突出。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全国各地都进入了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讨论了国内的经济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根据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建议，党中央决定对1961年的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党对国内形势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飞跃。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率领调查组在湖南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历时44天。

           刘少奇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了解实际情况，天华大队是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大队”。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连年减产，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由于大队书记等人施加压力，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天华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敢反映实际情况。刘少奇这一次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做工作，调查的结论自然不一样了。

           4月17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指出：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他还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了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续停办了。

            5月2日，刘少奇又风尘仆仆地来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进一步进行调查。这是刘少奇离开家乡40余年后第一次故乡行。5月5日晚上，刘少奇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直言不讳地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是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这样!”5月7日下午，刘少奇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几个乡亲说：“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刘绍德的女儿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接着，刘少奇就在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米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看后，刘少奇的心情很沉重。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刘少奇对“大跃进”严重后果的反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他说：“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在党内会议上，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明确地提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刘少奇的讲话，在高层领导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刘少奇考虑这个报告时，抱定宗旨，要根据自己在湖南农村调查摸到的真实情况，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心不回避矛盾，不回避大家关心的问题，以此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刘少奇又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提纲，全面估价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实事求是谈到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


               刘少奇在列举当前存在的困难之后，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他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l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l0年再“做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了共鸣。

              大刀阔斧地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2月下旬，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西楼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了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五月会议”之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并且很快见效。当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调整重点也发生变化：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改革的试点。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从1963年起，国民经济开始明显好转，到1965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工作。1965年底，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庄严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