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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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本文首发于联合早报2017年8月8日。

一、贫穷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场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跃升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当时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大部分人口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产。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不过，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很小，社会底部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亚洲那些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即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在经济起飞的3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经济奇迹，从贫穷经济体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即高收入经济体），还实现了社会奇迹，即培养了占这些经济体70%的庞大中产阶层。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近40年，取得了同样的经济奇迹，但社会奇迹并没有出现。

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手中。因为中国社会人口巨大，这部分“绝少数人”的绝对数量也不少。不难理解，从海外看中国，中国俨然已是一个富裕社会。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巨大。

日本和“四小龙”的社会奇迹，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所造就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异。不过，19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

二、财富去哪了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穷状态。近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运动很好说明了这一点。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穷人口；除了原来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穷人口也在出现。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实际上，研究中国财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创造财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会恢复常态。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其他形态，归根究底，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

第二，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称，内资变外资。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业，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这种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

第三，财富的浪费。财富的浪费是惊人的。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到海外投资，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造成损失，甚至是完全的失败。这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其中，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国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风险，甚至光考虑政治需要，而忽视了经济要素。

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在“一带一路”推动下，国企更是获得了走向国际的巨大“动力”，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财富浪费会是惊人的。

国内的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用财政还是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式获取，最终还是来自老百姓。

第四，各种类型的腐败。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所揭示的，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就官员来说，因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往往是东藏西藏。

三、财富需要法律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行为呢？这里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设一个完善的法治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再者，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但落实到具体执行时，很多党政官员缺乏法治观念，对财富（财富的拥有者）“乱作为”。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意识导向出现问题，财富更感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海外跑。李嘉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绝非少数。

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足，甚至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绝少数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中国贫穷人口过大，部分人仇富心理很浓，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

从19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也不能说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只要这种情况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想就不会停止。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第三，公权力没有限制或不作为。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限制。在公权力面前，更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体上“亲商”，但这种“亲商”往往以腐败为前提，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现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为你办事”。

官员对商人往往是一种掠夺关系，前者经常直接向后者要钱。在很多地方，政商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传统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恶性循环，领导人一变动会导致一大批商人的“死亡”。除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公权力的不作为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安全。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但一旦掌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败的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么要为你做事”。再者，反腐败运动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牵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连带其财富出走国外。

第四，没有有效的监管。这也是政府失责的结果。至少有两个结果：一，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二，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政府又简单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关停企业、“抓人”等办法来整治它们，造成财富的大浪费。

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在中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并不可行。企业长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企业家层面的问题，更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例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实际上，即使财富进入了慈善领域，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

四、多管道留住财富

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这是根本，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似乎不用多说了。

第二，追求公正社会。不仅要加紧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即不安全，法治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原来腐败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如何把这个目标落实到制度层面呢？

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粗暴地对待，甚至加害于企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有待有效的监管。

第五，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很丰富的经验，不难引入。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者”即中产者。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一样很难保证国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了。在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后，人们更须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实际上，只要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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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郑永年《财富和知识退出后，中国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真实情景：再过15 年左右，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走上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舞台，精英阶层也不例外。这个群体具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在一个不断呈现排他性的制度体系下，那些属于权势阶层的后代，普遍而言，独生子女既没有受过多少苦，也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第二，他们在孤独中成长，身处精英阶层，却没有很好的沟通和合作精神。第三，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种具有深刻矛盾的教育。他们并不能像前辈那样被蒙骗。在信息时代，他们也知道事物的真相，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则不能提供给他们真相。他们因此生活在事物的真相和假性知识的巨大鸿沟之中。他们抱着工具主义价值观而接受假性知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制需要他们这样去做，并且他们也能通过这个体制获得巨大利益。在社会的另一边也就是被统治阶层则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工二代、三代，留守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人数庞大，是社会的主体。作为为权势社会阶层服务的阶层，他们和传统的农民和工人已经很不相同，因为他们和统治阶层和其他强势社会群体一样同样生活在信息时代，知道前者是如何获得财富的，如何获得权力的。他们的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接收到的资讯等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平意识。也同样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我国老龄化时代的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当“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父母亲生活在富足的“城堡”内部的同时，弱势社会群体（也就是穷人）越来越没有能力来保障其父母的生活，甚至难以养活他们。于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因为对这个社会的仇恨而开始用暴力手段反抗这个社会，并成为领袖。同时，他们追求社会正义的行为获得了包括中产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的支持，赢得更多人的同情。

这种情形不是凭空想象，而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并开始蔓延影响到社会的多个角落。我们可以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把此称为“势”。如果这种“势”再累积十多年，那么这个社会是怎样的呢？人们无须再做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场景不知上演了多少次了。所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弱势社会群体和强势社会群体之间的革命必然表现为无限的暴力性质。

社会失序的前景与后果非常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上革命和造反的恶性陷阱必须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说会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它们仅仅是社会体制的简单再生产。在我国，渐进的变化是真正的变化，而激进的变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激进的变化往往促成历史的简单重复。这已经为数千年的农民起义所证实。尽管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要社会结构仍然是高度两极分化、中产阶层还是很小，那么激进的变革所能带来的结果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要避免革命和造反传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显然，出路对每一个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一旦社会激进化，社会上的一些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退出”这个社会。实际上，我国社会的“退出”的现象也已经开始。这些年来，社会有两个群体在努力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很多年里，国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国的项目，但高端知识群体的流失仍然是个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知识群体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在拼命竞争这个群体，纷纷提供优质的环境吸引和留住这个群体。我国旧的体制是排斥这个群体的，这可从所谓的“海归派”和这个体制的冲突的众多案例中看出来。如果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高端知识人才还会继续“退出”。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财富群体。财富群体又有两个次群体。一个是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干部官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在国内没有安全感，因此选择“退出”。社会所谓的“裸官”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这些官员把家属和子女放置在国外，而自己仍然在国内积聚财富。一旦社会激进化，他们自然会选择“退出”。另外一个次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选择“退出”？“退出”是一个有效的选择吗？

“退出”自己的社会，加入一个新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二等公民”还不如。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在一个新的社会，基本上只是一个孤立的高消费群体，他们有钱来消费，但没有能力和主流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对企业家来说，他们大多在中国社会发展起来，所有商业网络都和中国有关，到了一个新社会之后，要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并不容易，要不因为这些社会各方面的商业机会已经饱和，要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新社会的知识，难以找到商业机会。

对我国社会来说，问题是，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表现为这种情形。这些年，我国有关方面在维稳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因为维稳往往过分依赖于国家暴力机器，社会的反应也相当暴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政府和社会之间就会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当然，还有一种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当社会失序，国家对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难民潮。难民潮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本文摘自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之《重建中国社会》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你知道我也知道”

选文编辑：燕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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