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的抗战：用热血显影的抗战历史
镜头里的抗战：用热血显影的抗战历史78年前的7月7日，日本驻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驻军严词拒绝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起了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6年12月，晋绥军开赴绥远抗战前线。绥远抗战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方大曾/摄
1936年12月，绥远抗战前线，晋绥军机枪手。方大曾/摄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高射机枪。方大曾/摄
1936年12月，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采访时骑马翻越大青山途中。
“这次抗敌战争，其悲壮惨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3天后，到达“七七事变”现场的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中写到。根据《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记述，1937年7月10日，在家休假的方大曾得知卢沟桥发生战事，便骑自行车赶到宛平城，看到人们正在掩埋阵亡将士，童子军向商户募捐。他拍下了很多照片，于当晚离开宛平城返回北京开始写作。8月1日，上海《世界知识》发表了这篇名为《卢沟桥抗战记》的报道，方大曾也成为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
方大曾1912年出生在北京。1936年12月，绥远抗战一开始，他就拿起相机奔赴前线。在北京、集宁、高家地、红格尔图、陶林等地的43天里，他几乎孤身奔波于各战场间，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
1937年9月，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寄出最后一篇报道后便突然失踪。9月30日，《大公报》刊登了这篇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的文章《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九月十三日，敌军即已有小部分渡河。十四日战争最烈，对方的炮火比机关枪还要密，我们只用守据点的死法子……”据《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作者冯雪松推测，方大曾应该是在保定沦陷时牺牲。
这一年，方大曾25岁，年华正好；这一年，同样25岁的沙飞，也毅然奔赴华北抗战前线。
1937年冬，全民抗战，五台山的和尚、喇嘛和当地群众组成抗日自卫队，在八路军的带领下进行军事训练。沙飞/摄
1938年春，长城插箭岭战斗，八路军指挥所。沙飞/摄
1939年，白求恩在日光浴。这年10月，他在河北来源黄土岭前线手术时，手指被划破而感染，于11月12日不幸去世。
沙飞/摄
1939年8月，八路军召开精神总动员大会。沙飞/摄
1940年，河北阜平民兵战士手拿手榴弹准备伏击敌人。沙飞/摄
1940年3月8日，根据地妇女练习投弹。沙飞/摄
1944年，被八路军营救后，两名摔伤的美军飞行员在疗养。沙飞/摄
沙飞本名司徒传，出生于广州。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参加了八路军，并于1942年参与创办了第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画报《晋察冀画报》。
1944年，八路军冀中子弟兵进行操练。石少华/摄
1944年，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的八路军侦察员。石少华/摄
1944年，雁翎队队员步涉于渤海之滨的洼地。石少华/摄
次年，他年仅20岁的老乡石少华，带着相机和50多个胶卷，秘密北上延安。
沙飞粗犷率性，石少华则细致有谋略。此后，两人一起办刊，并肩用生命保护记录历史的底片。面对人手紧缺，石少华提议开办摄影干部训练班。这是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敌人全线封锁。上课的时候，没有胶卷，也没有照相机，他们就用香在火柴盒上烫一个洞，把晒相纸贴在火柴盒的后面，放上两个砖头，进行曝光。从1940年6月到1948年11月，9期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学员。
抗战爆发后，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徐肖冰等优秀电影人也陆续由国统区奔赴延安。他们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下，于1938年9月初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全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直至1946年10月撤销建制，8年里，电影团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击日寇、为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场景，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重要的新闻纪录片，同时留下了上万张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照片。事实上，在抗战中后期，由于胶片的来源越来越困难，电影团的主要工作几乎就是拍摄照片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贺龙等视察前线、手术中的白求恩……电影团拍摄的这些照片都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据粗略统计，仅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就有20余名战地摄影记者在前线牺牲，而其中大多数人的面目都已消失在历史之中。
电影团部分成员（左起：吴印咸、马似友、唐泽华）
1943年春节，延安鲁艺秧歌队在边区政府门前表演《歌唱南泥湾》。徐肖冰/摄
欢迎凯旋归来的八路军。徐肖冰/摄
2006年，方大曾的后人将精心保存的837张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年，沙飞的后人将106张原版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13年，石少华的后人将60余张由石少华亲自参与制作的原版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78年后的7月7日，这些珍贵的影像首次在国博以“抗战与文艺”为题共同展出。在这些用热血与生命显影的影像面前，我们恐怕唯有用心“凝视”才能抵御岁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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