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5年，大清东北的“南海”，开始易手他人，都是人参惹得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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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寓客文史
5天前
公元1745年，奉天将军密折上奏乾隆：
“今在南海、登登矶等地奸民聚集，盗采人参，对官兵毫不畏惧，想必依仗地势无所忌惮。”
乾隆得知，不禁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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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油画像
因为“南海”沿岸的居民是被编入正黄、镶黄和正白三旗，上三旗的身份要远高于一般八旗。
他们一直驻防在珲春，守卫着大清国的东北海疆。
同时，他们也在山中采参、打猎，并于“南海”捕捞海产，用于进贡或销售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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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他们的利益受损，人心难回，将会严重影响“南海”的边防，更会影响皇家的山参供应。
甚至就连朝鲜人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前往沈阳所管地方收官参，经过登登矶地方，见有数千人偷挖人参、打拿貂皮，私自变卖。”
当时，乾隆亲自选派近臣参与巡查，并谕令奉天将军会同吉林将军对“南海”及乌苏里等地进行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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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对“南海”等地的巡查形成定制，一直持续到咸丰年间。
恐怕当时整个清王朝也不会料到，这个病态的政策决定了帝国东北的“南海”今后的命运。
何为南海此“南海”并非今天我国南部的南海，而是东北吉林省珲春东部海域。
早在唐代，这里称为“大海”,其南部称“南海”。
宋辽金时称“东海”。
元代称“鲸海”。
明代沿袭元代称谓，对其南部也称作“南海”。
清代吉林东部的海域统称为“东海”，而东海南部一段又被称为“南海”，这里包括海参崴等一系列重要港口。
直到19世纪80年代，我国才采用“日本海”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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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这里陆地，一般泛称为“南海等地”，即明末清初时所谓的“南海边地”。这里是满洲先民的世居之地，也是清朝崛起时期重要的兵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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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朝立国之初，“南海”等地区为清朝输送了大量人口，壮大了建国之初的八旗军事力量。
同时也输送了大量财富，如人参、貂皮等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为清朝提供了经济支持。
简而言之，“南海”等地满洲先民为清朝崛起，乃至定鼎中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这里是属于吉林将军衙门管辖的海疆，在珲春协领衙门的辖区内。
“南海”附近的长白山余脉北部和锡霍特山脉资源极其丰富，山上野山参遍野，海里更是日产斗金，生活着恰喀拉等满族部落，此采捕渔猎，借以维持生计。
至今锡霍特山脉仍是俄罗斯境内世界上重要的人参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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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参封禁
清朝入关初，大量八旗官兵内调征战，导致整个东北人烟稀少，防务空虚。
到了康熙时期，东北面临着沙俄的不断侵扰，所以此时对“南海”等地的经略，转变为以满足边疆防务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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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开始大力内迁乌苏里江以东等处少数民族人口，编设佐领，驻扎地方，充实边防。
随着南海等地边民编旗设佐不断进行，这种守内虚外的防卫政策，导致了沿海区域人口越来越稀少。
此外，康熙年间，因原有辽宁、吉林靠近内地的参山采挖殆尽，清政府将采参山场北移至绥芬及乌苏里地区大山之中。
其中，绥芬地区的参山，正位于“南海”左岸，大部分属宁古塔副都统治下珲春协领管辖范围。又因参山北移，盗采人参者随之涌入绥芬、乌苏里等地，并多藏匿于“南海”诸岛及参山中。
这些人谋生于此，在山中偷参捕猎，海中捕捞海参等物，严重影响了清政府对人参等珍稀资源的垄断，也影响了珲春旗人的经济利益。
面对日益猖獗的盗采行为，乾隆皇帝对“南海”等地施行了长期的巡查清剿政策，严重阻碍了这片区域的移民步伐，事实上造成了该地区居民稀少的局面。
而自清初开始，沙俄从未停止侵占中国北疆的脚步。而清政府长达一百一十余年的巡查清剿，也使该地常住人口稀少，并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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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沙俄染指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时，清政府针对沙俄的入侵，清政府对于非法流入当地的移民一改以往的清剿政策，转而以招抚利用为主，希望以数量有限的八旗官兵、西丹和打牲丁与人数较多的揽头刨夫合作，达到增强防御力量、抵御沙俄入侵之目的，可是为时已晚。
加之清政府又怕过度刺激沙俄，一再告诫吉林官员不可先行“开衅”，以免使沙俄借口入侵。在这样矛盾的心理及做法之下，所以“南海”海疆始终没有组织起对俄国有效的防御体系。
有海无防
“南海”海疆易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清政府对待疆土的态度。清朝统治者均重视西北陆疆，而轻视东南海疆。
清朝初期，多在沿海海口及内陆重要水道设置水师，如黑龙江八旗水师、吉林八旗水师、江南八旗水师、福州八旗水师等。
虽然吉林也设有水师，但一直驻扎于吉林乌拉的松花江畔，而在珲春的“南海”海域，则一直没有有效的海防设施。
咸丰年间，虽然清政府放弃了对“南海”等地盗采者的清剿政策，并允许吉林将军景淳等招集揽头刨夫分布参山，与官兵、牲丁及闲散旗人共同防御沙俄的入侵。
但在英法入侵及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息的形势下，清政府无暇东顾，只能采纳景淳等人所建议的“厚集人民壮我声势，夺其凶焰，慑彼贪心，默转潜移”，以求“缓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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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咸丰年间，因沙俄侵入势力到达绥芬、海参崴等处，“南海”巡查的对象开始转变为对沙俄的防范。“南海”巡查，一直持续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前。
自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将分布于南海等处参山的官兵、西丹及打牲丁等人撤离后，巡查活动就此终结。
兵虚敌狡
清政府对“南海”的巡查与治理，长期统属于参务之下，实际上是清政府垄断人参资源及维护珲春旗人海洋经济的一种手段。
因珲春“南海”没有“倭患”和“海寇”的影响，只是一些伺机偷盗人参的普通旗民人等，所以清政府在“南海”沿海防务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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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咸丰四年，珲春巡海官员于南海洋面上发现外夷船只后，清政府才开始重视“南海”海防，但也只是配给有限的鸟枪等轻火器，防御力量极为薄弱。
珲春“南海”海疆的易手，还是沙俄处心积虑谋划的结果。
清末国家的内忧外患不断，沙俄适时地利用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局，并采取威逼利诱以及外交讹诈等卑劣手段，迫使怯懦的清政府低头就范。
1860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中国人世代生息的这片海疆全部被划归俄国，没了野生参山场，也没有了东北出海口。
沙俄随即废弃清代原有的地理命名并改称俄名，其中东北的“南海”大部被更名为彼得大帝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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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政府极力地在条约中加入维护旗民出海权利的条款，这本质上就是一块遮羞布。
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背景下，此一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最终，珲春旗人被迫离开这片世居海域。
此后，珲春所属“南海”一名，随着巡查的终结和珲春旗人海上经济的结束，最终淡出国人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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